公示第一天，竟收到恶毒攻击的匿名信

2004年5月8日，黄金周刚刚结束。早上，我走向办公室，像往常一样，一路上和同事们热情地打招呼。这天是省委组织部对20名副厅级公选干部任前公示的第一天，我也在这20名内。这回省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，在处长位置上已经工作三年的我，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公示阶段。

同事们陆续到了，有几个人围在办公桌前说着什么。作为领导，我本不应该偷听下属谈话的内容，但传入耳朵的议论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。

“真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会出现这样的爆炸新闻！实在不可思议。”一个同事低声说，“好像每个人都收到了匿名信。”

“别乱说！”另一个同事拍拍那人的肩膀，“处长绝不是那种人。”

忽然，他们中的一个看见我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。聚在一起的人马上散开，若无其事地坐回各自的办公桌前埋头工作。

随着脑子“轰”的一声，所有的轻松和愉快眨眼间被炸成了碎片，我强撑着保持面部平静的表情，走进自己的办公室。

我以最快的速度去拆夹在报纸里的那几十封信，拆到第五封时，目光连同思维一下子都僵住了——信是用A4纸打印的，信里的遣词用句都充满恶意，说我和周德荣不配成为副厅级干部，因为两人均有生活作风问题。信中所说的作风问题是指我和周德荣关系亲密，还特别强调我去过周德荣家，而当时他妻子不在家。我这才想起，周德荣也在公示之列。

把信捏在手里，我呆呆地坐着，不知应该做些什么，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全是和周德荣交往的片段。对个中的每一细节，我都思量好久，直至它变成一堆碎片，再努力把它们连缀在一起，寻找变成现在这种说法的原因，推敲每一种可能。

1998年9月26日晚上9时多，我还在加班，为领导写讲稿。这时，一名头发浓密的中年男人推开门，见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，不禁愣了一下，然后彬彬有礼地点点头。原来，他以为处长还在加班就来了。他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。没想到，他就是已经出过几本散文集的本市第一才子周德荣。而听到我的名字时，他也一副相见恨晚的表情，因为他也在一些报纸杂志上见过我的名字。那天，他一直站在门口没进办公室，我们只是简单地聊了几句。临走时，他特意叮嘱我，要好好干，把工作做严谨些。我记住了他诚恳的目光。

事后打听，我才知道：周德荣原先也在秘书处工作，如今在某开发区任职；他的婚姻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，妻子在橡胶厂做销售部经理，和一个外地客商有了婚外情，一次，妻子和情人约会，被他撞了个正着，他竟然绅士般让那个客商走了，还理智地对妻子说，他会主动放手，让她得到幸福，他妻子却死活不同意离婚，就这样，他们夫妻俩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分别住在两个房间。

后来，在一次聚会上，我和周德荣交换了电话号码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经常在电话里探讨文学创作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婚姻也处在比较难堪的状态。

我的丈夫名叫王伟，在公路设计院做副院长。他见我没日没夜地工作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念叨什么女人要把饭做好、把衣服洗干净就行，还大赞楼下的王阿姨，说她一辈子就在家里侍候丈夫带孩子。我成为秘书处处长后，他更是整天唉声叹气，好像我的职位升迁给他带来了奇耻大辱似的。

“婚姻中的男女，就像是搭积木。”周德荣分析，“此消彼长，这样才能保持平衡，生活才能一天天地、平稳地搭建起来。所以，大家都要让步才行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回家做煮饭婆？”我不同意这观点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周德荣笑起来，“你可以考虑让王伟回家做煮饭公。”

我不由得也笑起来。

和周德荣聊天，就是这样愉快。我慢慢被他的机智和博学吸引，不时联想到《诗经》里的那句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想到这些时，脸会红起来。

周德荣是有妇之夫，我是有夫之妇，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，会发生什么有结果的故事呢？为了不让自己萌生非分的念头，我特意请周德荣到一家餐厅吃饭，介绍他和王伟认识。谁知道他们没有成为朋友，我却和周德荣来往更多了。

我和周德荣都追求上进，都希望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与实力。得知省里公选的消息之后，两人都为对方打气。我们知道这对个人事业来说是很关键的一步，也知道在机关工作，私人关系不适宜过于密切，所以相互之间的交流多是通过电子邮件，或手机短信，实在不得已才见面。

通过笔试后，我第一时间上网去看电子邮箱，邮箱里已静静地躺着一封信，没有称呼，没有署名，只有两个字——加油。我微笑着给那个熟悉的发件地址回复了三个字——你也是，然后把那封电子信件永久删除了。

在互相鼓励中，我们通过了严格的资格审查、笔试、面试等关，进入了公示期。匿名信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，极有可能让我们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像肥皂泡似的转眼消失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很想给周德荣打电话，按键了，可是话筒里传来已关机的提示音。

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，感到口干舌燥，却不敢走出办公室去打水，不敢面对那些狐疑的、充斥着问号的眼睛。我想，如果这时候走出去，自己也许会被口水淹没。

更惨的是，家庭没有成为避风港，急风暴雨几乎毁了我的婚姻。

陷入困境时，期盼拥有给予支撑的肩膀

晚上，回到家里，王伟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茶几上放着一封一模一样的匿名信。

见我走进家门，王伟二话没说，就把那封匿名信摔到我的脸上，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咆哮道：“你有什么解释？”这是结婚后他第一次打我。

我盯着王伟，仿佛是看着毫不认识的人似的。

见我不说话，王伟更加恼火了，就像因其他动物入侵而愤怒的雄性猩猩，抡起椅子，依次砸向一件又一件家具。很快，客厅遍地狼藉。

我从没有想到，温文尔雅的王伟会有如此大的破坏力，只在短短的几分钟，他就把好端端的一个客厅砸得稀巴烂了。我不忍目睹，用手捂着脸，轻轻地把嘴角的血迹抹去，心里一片冰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说：“我不解释。正在公示期间，我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耍的卑劣手段。我是你老婆，你是相信我，还是相信匿名信？”说着把那封匿名信扔进了垃圾桶里。

王伟不吭声了，气呼呼地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。

我又强调了一遍：“我不会解释什么！你要离婚的话，我明天就陪你去办手续。”转身去把被子搬进了客房。

“我早就说过，”王伟想拦住我，伸出手来，但很快又缩了回去，“你应该回家来，把心放在我和儿子身上。”

“女人同样需要有自己的事业！”我情绪激动地回应，话音未落已大步流星地走向客房。

“咣当”——关上客房门的那一刻，王伟仍在大谈他那套女人应该回家的理论，还不时重复匿名信上的某些话。独自呆在房间里，想到丈夫的不理解，还落井下石，心里真苦啊，我忍不住扑在床上，压抑着声音流泪。

我的确去过周德荣家，就在他女儿生日那天。周德荣不止一次说过，他女儿好可怜，做妈妈的一次也没有给她过过生日。前几天，他女儿给在外地出差的妈妈打电话，说自己喜欢妈妈买的蛋糕和蜡烛，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。那天晚上，我买了蛋糕和蜡烛去了周德荣家，对他女儿说，这是她妈妈托我捎给她的。临走时，周德荣在门口眼含热泪地不停说感谢话。那一刻，平时果敢坚毅的周德荣显得是那么无助，我内心不禁涌出些许怜爱。

那封匿名信令人发指的就是，利用一部分真实内容，掺杂着恶毒的攻击，让人真假难辨。

第二天，我给周德荣发去短信，问他是否也收到了匿名信。他很快就回复说，他所在的部门上上下下都收到了，估计上级领导也会收到。

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很渴望见到周德荣。那封匿名信令我在单位和家庭腹背受敌，我十分需要支撑，而这个支撑非他莫属。我还有这样的感觉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候，他也需要支撑。这么想着，我把约见他的短信发了出去。周德荣却沉默了很久，才回复说同意在市中心公园的湖边见面。

我赶到中心公园的湖边时周德荣还没到，看了看表，已是晚上9时多。夜晚的湖边有些凉，四周空无一人，令人胆战心惊。等待中，我不停地猜测周德荣是怎样下定决心，在这样的非常时刻答应与我见面的，心想：这至少说明我和他都是坦坦荡荡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我喃喃自语，“我们需要互相支撑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身后传来周德荣的声音，“不然，我不会来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转过身去，发现周德荣正在微笑地看着我。

我们默默地相对而立。这时，我才闻到夜风中竟然有花香。一朵早春的花飘下来，落在我的头上。周德荣走近我，轻轻地替我把头上的落花拂掉。

“压力随时随地都有，重要的是必须顶住压力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们只能选择以这种方式成熟。”

“我怕自己顶不住。”我眼睛发涩，声音沙哑，“我是女人啊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将目光投向远处，“从政的女人难啊！”

那一刻，我眼里全是泪水，很想忍住不让它流下来，可不争气的泪水还是决堤而下。

“哭过就好了。”他转过身去，声音也有些沙哑。

我拼命地点头，从后面抱住他，把眼泪抹在他的肩上。这是我期望的肩膀，宽厚，有力量，能承载任何压力。我真希望时间就这样停顿下来，让我好好靠一靠这样的肩膀。我太需要理解、呵护和支持了。

良久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走吧，该回去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跟在他的身后走到路边。

周德荣是开车来的。他到外县去搞调研，有同事打电话告诉他关于匿名信的事，让他赶紧回来，他起初没有当一回事（这种在关键时候出现匿名信的情况，他在机关工作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也见过几次），仍然继续工作，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，直到在回来的路上接到我的短信，又接到一位老领导的电话，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车子驶到我家所在的小区门口，周德荣把车头调转过来，停在暗影里。我没有马上下车，而是和他静静地坐在车子里。在这一刻，他有些慌乱地将一张CD放进音响，让那首我常常哼唱的《盛夏的果实》缓缓流出：“也许放弃\才能靠近你\不再见你\你才会把我记起……我要试着离开你\不要再想你\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……”

“你儿子还乖吧？”周德荣忽然打破沉默。我没回答。两人又静静地坐着。路上没有行人，也没有来往的车辆，好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人似的。

我必须下车了。周德荣伸出手来道别，在两手相握的那一瞬间，我分明感受到他的手温热且有力度。直到走进家门，我仍沉浸在他给予的力量中。

客厅里亮着灯，王伟坐在沙发上，面色铁青。

“你不用解释什么！”他“啪”的一声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“这就是你给我的最好解释吗？”

看来，王伟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。

我还是不想解释什么，只是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进客房。

躺在床上，我久久无法入睡。王伟也没睡，他一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直至次日凌晨时分才回卧室。

想想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，我悲从中来。我看重自己的事业，却因为一封莫须有的匿名信而面临着如此大的危机；我看重自己的婚姻，可继沉闷无趣之后，它会发生怎样的改变？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女人。

电话已接通，说出的只是走样的心里话

2004年5月14日，公示结束。很明显，那封匿名信对我和周德荣都很不利。据说，周德荣面对一些老领导或老部下的询问，一直没有澄清什么，只是一笑置之。那天，打开电视，本地电视台正重播新闻，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开发区的，台上的领导席中，周德荣正襟危坐，脸上还是带着那种淡淡的自信笑容。

我心里有种异样的疼痛，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他。我虽然对事业也很看重，但毕竟是女人，周德荣则不同。对男人来说，事业就是生命，如果没有了事业，那么也就等于这个男人已经死了。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做点什么。

5月26日，我站在领导办公室的门前迟疑了很久，才鼓起勇气敲门。在秘书处做秘书时，我经常为这位领导写讲稿，他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我的工作表示认同。

真正坐到领导面前时，我却完全不紧张了。我把手平放在腿上，尽量显得平静、自然：“我想和您谈谈心。有封匿名信，说我和周主任之间的事。我以党性担保，那绝对不是事实。”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说能不能帮助周德荣，只感觉这是唯一可走的路。

领导平静地看着我，平静得让我感到不安，不安得几乎想夺门而逃。然而，既然已经开始说了，我只能继续说下去。

“小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”听完我的讲述，领导为我倒了杯水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那些流言蜚语，绝对不会成为提拔干部的障碍。你的工作一直做得不错，安心工作吧，不要受外界影响。至于周德荣同志，我们也是相信他的。”

从领导办公室出来，我感到轻松了不少，很想给周德荣打电话，可拿出手机，想了想，又放下了。我和他之间，应该有这种默契。

外面的风言风语还在传个不停，平常和我来往的朋友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，我唯一的交流对象只有周德荣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发短信给他，和他互相鼓励。

“累了。”我发出两个字。

“累，也要坚持！”他回复。

我在与周德荣的交流中汲取力量，有时甚至想，如果正值青春年少，不管是他还是我，也许真的会选择对方。

2004年6月5日是我的生日，可今年我把自己的生日忘了。那天，走进家门，我习惯性地往客房走去，却发现王伟和儿子坐在桌旁，守着一大桌子菜。

见我进来，王伟父子一起唱起了生日歌。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这是自匿名信事件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。

我强忍着泪水，吃完生日蛋糕。

睡前，王伟把我的被子抱回卧室，把灯调到最暗，然后紧紧地搂住我，低声说对不起，抚摸我脸上曾被他打过的地方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已能体会我所承受的压力，也相信我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他、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事情。他还说，从这天开始，他要全力支持我，做我背后支持我的男人。

奇怪，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？在我追问之下，王伟告诉我，周德荣特意找他谈了一次，把事情的原委全告诉他了，还根据对我的了解，提议他从哪个角度了解、呵护我这个要强的妻子……

“周德荣说，”王伟轻轻地搂住我，“婚姻只有互补、互让才能幸福、安宁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一下子走神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收到周德荣的短信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希望你能喜欢我的生日礼物。”

那一刻，我也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滋味，既有甜蜜——因为有如此知心的朋友，也有失落——因为知心的朋友亲手把我们的一些发展可能扼杀了。我没有给周德荣回短信，只是把他的短信保存起来。我想，如果可能，我将会把这条短信保存一生。

很快，对我和周德荣的任命都顺利下达了。只是，与任命下达的同时，周德荣申请调到另一座城市去。随后不久，传来他离婚的消息。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时候打个电话给他，但是，始终想不出一个理由。

2004年7月3日，我实在按捺不住，给周德荣发去一条短信：“希望能请你吃饭。”下午，周德荣才回复：“我正在去外地赴任的路上。”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马上就打电话给他。我想告诉他，他一直在我的心里，他是我的知己和老师。我要告诉他，当他握住我的手的时候，其实也握住了我的心……

然而，电话接通的时候，我只是低声说了句：“祝你一路顺风。”周德荣在另一端沉默半天，最后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保重。”